第51章 第51章

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由于唐玄宗的开明统治，使唐王朝在各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太平盛世局面，史称“开元盛世”。

        （1）知人善任

        在长期的宫廷斗争中，玄宗李隆基培养出了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超乎常人的政治才能。景龙四年（公元710年），他果断诛杀了准备谋反的韦后和安乐公主。先天二年（公元713年），他又清除了预谋发动宫廷政变的太平公主。一连串的宫廷事变促使他下定决心革故鼎新，整顿王族。从开元三年（公元715年）起，他陆续把诸王派往偏远的州任刺史，州务实权则由长史、司马掌管。另一方面又对诸王不加斥责，而维系同枝连叶的亲属间的紧密关系。在抑制权贵势力方面，玄宗更是秉公行事，严格执法，极少宽贷，以致皇后妹夫长孙昕因殴人也被立即处决。上行下效，许多地方官吏也勇于抗争权贵的不法行为，保护百姓利益。玄宗及其臣下抑制不法权贵的行为对于稳定社会秩序，加强中央集权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玄宗认识到用人是否适当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成败，因此他十分重视人才的选拔与任用。他知人善任，把很多有才干的人都吸收到政权中来，放手让他们处理军政大事，如姚崇、宋璟、张嘉贞、张说、李元纮、杜暹、韩休、张九龄等都是开元时期的名相，他们不负众望，各有所长，尽心尽力地辅佐玄宗。像姚崇，在被玄宗任用之前，曾上“十事疏”，大意是让玄宗抑权贵、爱爵赏、纳谏诤、绝贡献、不贪边功等，让玄宗答应以作为他任相的条件。玄宗对于十事疏的内容几乎全部采纳，成为开元时期施政方针的基础。继其为相的宋璟则执法公允，扭转时弊，使开元初期的朝政渐渐迈上正轨。玄宗也广开言路，虚心纳谏，韩休秉性刚正，经常冒死进谏玄宗。有时玄宗在宫中宴乐或在后苑玩打猎，稍稍放纵一下自己，就赶紧问周围的人：“韩休知道吗？”每每这时，韩休的谏疏就已呈上。有一回，玄宗心情郁闷，持镜自顾，左右人劝道：“自从韩休为相，皇上清瘦了许多，为何不免去他的相位呢？”玄宗感慨道：“朕虽然瘦了，天下却富庶了。萧嵩奏事常顺从朕意，事后朕却常常忧心忡忡，睡不安枕。韩休直言力谏，朕反而睡得踏实。朕用韩休，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大唐江山啊！”玄宗有这样的见识，大臣才敢尽心竭力，补偏救弊，使施政较少出现失误。

        针对中宗以来吏治的种种弊病，玄宗进行了大力整顿。中宗时，吏治腐败，官员任命途径混乱不堪，朝廷甚至卖官鬻爵，官僚机构臃肿，国家行政开支巨大。玄宗初登位时，就立即着手整饬吏治，精简官僚机构，裁减冗员。开元二年（公元714年）二月，申王李成义请求把王府录事阎楚珪提拔为王府参军。宰相姚崇和卢怀慎上疏表示反对，认为授予官职应根据本人的才能，由专门机构掌管，若因为是亲朋故友，就授以官爵，势必扰乱朝纲。玄宗采纳二人奏议，拒绝了申王的请托，从此以后，请谒之风顿消。五月，又下令免去员外、试官、检授官，规定若不是有战功及诏敕特别录用的，分掌文武铨选的吏部与兵部不能轻易授官。以后又停废闲置的诸司、监、署府十余所，减免冗官三百余员。玄宗对吏治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顿后，国家机构大为精简，办事效率大大提高，同时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

        玄宗力图扭转重京官、轻外任的风气，以改善地方吏治。中宗时，常由被贬出京的官员或声望不高的人充任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刺史，县令也大多为年迈或碌碌无能之辈。玄宗下制，选京官有才识的授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绩的授京官，这就使在京留任或出京任职的官员数目相近。这样既可提高地方官的素质，又逐渐消除了人们轻外任的偏见。

        玄宗对地方官吏的素质十分重视。开元四年（公元716年）五月，有人反映说今年选官太滥，一些县令名不副实，只是庸才。玄宗利用新官入谢的机会，宣召所有新任县令至宜改殿庭，亲自考核。结果只有鄄城令韦济一人合格。玄宗立即提升他为礼泉令，其余二百多人一律退任原职，不得入第。另外，最差的四十五人，退回原地重新学习。这次的主考官也因此被贬。

        当时有些高官子弟依靠祖上的功绩而步入仕途，在地方为官，依仗权势，作威作福，为所欲为，不顾律法，成为为害一方的害群之马。有鉴于此，玄宗下诏，不可授予少不更事、不通世务的朝官子弟为县官等地方官职。玄宗还建立了对刺史、县令的考核制，颁发了《整饬吏治诏》，每年由各道按察使考察刺史、县令的施政情况，按政绩的优劣分为五等，作为地方官升降的依据。玄宗即位两个月后，就召见京畿县令，勉励他们恪尽本分，爱护百姓。他又对有政绩的地方官破格提拔。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玄宗自泰山封禅返京，沿途留心察看地方官施政表现。有些地方官的嘉言懿行给玄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事后他感慨地对丞相说道：“从前多次派遣使臣到各处巡察，考察官员们的优劣与政绩，这次封禅经过诸州，亲眼所见，才知道使臣们有很多情况不能完全告诉我。怀州刺史王丘只献上几头牲畜，别无旁物。魏州刺史崔沔恭迎时不用贵重的锦绣之物，这很是俭朴。济州刺史裴耀卿上书数百言，忧国忧民，都是忠谏之语，朕将把奏书带在身边，用来告诫自己和他人。这三个人不用国财民力媚上邀宠，真是我朝的良吏啊。”于是提升王丘为尚书左丞，崔沔为散骑侍郎，裴耀卿为定州刺史。

        （2）抑欲而昌

        从武则天统治晚期到中宗、睿宗以来，统治阶级只知享受，腐化堕落，社会风气日趋于下。玄宗痛下决心要扭转这股奢侈浮华之风，于是特地颁下几道敕令，禁止奢侈，提倡俭朴。

        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四月，玄宗首先下令销毁武则天在洛阳建的“天枢”，以示与铺张浪费的风气一刀两断。天枢用铜铁制成，很是劳民伤财，当时建造时铜铁不足，还收缴了很多民间农具熔毁，耗费了数以百万计的钱财。工匠们这次用了一个多月才把天枢熔毁，之后用这些铜铁铸了钱。同时，韦后在长安城朱雀建的有数丈高的“石台”也被拆毁了。三个月后，玄宗又下诏让有关部门将宫中多余的乘舆销毁，集中金银器玩以备军国之需；并在殿前焚毁珠玉、锦绣，以后妃以下不许再穿戴；还限定百官服饰，即三品官以上，可以用玉器装饰，四品官用金，五品官用银，其余官都不可以使用。妇女的服饰视丈夫或孩子的品级而定。将过去织成的锦绣服装一律染成黑色，禁止天下再采珠玉、织锦绣等，违令者罚杖刑一百，同时罢废了专供宫廷用的两京织锦坊。玄宗不仅雷厉风行地禁奢倡俭，还以身作则。这年八月，社会上风传皇帝要在民间选美，充实后宫。玄宗一听说后，马上下了一道《出宫人诏》，向天下表示要改变以往纳女入宫的做法，还要精简妃嫔以下的宫女，让其回家。下诏后就将部分宫女集中到大明宫崇明门，派人用牛车将她们送回家去。九月，玄宗又下诏禁止厚葬。诏书中说：“自古帝王皆以厚葬为诫，因这对于死者没有好处，对生者也更是灾祸。但是近代以来，奢靡成为风气，很多人实行厚葬，大家纷纷仿效，以至于有些人倾家荡产，实在不能让这种行为流行下去了。从今以后，丧葬之家，应当有准则可以依照，有关部门根据品位高低，做出明文规定：冥器等物，制定出色数及长短大小；坟墓莹域，务必遵照简单俭朴的原则；送终的器物，不得使用金银装饰，如有违犯者，先杖打一百；州县长官不能举察的，并贬为远官。”而且玄宗亲自对棺椁及殉葬品等物作了非常详尽的规定，还率先停废了皇陵供奉鹰犬。

        玄宗改革了皇帝的食封制，对诸王公主的封户数进行限制。有的公主要求增加封户，他说：“百姓上交国家的租赋并不是我个人私有。将士们在沙场上浴血奋战，不过赏赐一些绢帛，你们有什么功劳白白享受这么多封户呢？你们要懂得节俭才是。”由于玄宗身体力行提倡节俭，宫廷奢靡的风气颇有改观。

        为了扭转社会风气，玄宗提拔了许多清廉之士，这些人身居要职，却两袖清风，成为天下人的榜样。宰相李元纮、杜暹皆以恭身节俭闻名。与姚崇同时任相的卢怀慎，才能不如姚崇，遇事不敢决断，当时人戏称他是“伴食宰相”。但是他为官清廉，不谋私利，一生清廉节俭，所穿所用都是一般物品。他当了宰相后，妻子儿女们生活很清苦，房子也很简陋。玄宗正是用他的清廉以镇雅俗，净化社会风气。玄宗尤为痛恨暴殄天物的行为。一次，玄宗在宫中复道中看见卫士随手倒掉吃剩的饭菜，龙颜震怒，下令要杖杀这个卫士。周围的人见玄宗为此小事动大刑，都觉得不合适，但没人敢劝阻。这时，宁王李宪从容劝道：“陛下从复道中看到这个人的错误行为而想杀了他，今后恐怕人人都惴惴不安了，陛下志在节俭，反对浪费，但也不可为一点剩饭就杀人呀。”玄宗听后从震怒中清醒过来，就释放了卫士，对兄长说：“如果不是兄长您及时点拨，我差点就滥用刑法了。”这件事从一个方面反映了玄宗尚俭的精神。

        玄宗向天下倡俭戒奢，作为帝王，他也有七情六欲，有时难免纵情声色。但大臣们一提醒他就马上改正，真是从谏如流。

        开元元年（公元713年）二月十五日，为了庆贺自己登基即位，玄宗下令打开皇城门，点上无数灯火，赐天下聚会饮酒，并奏乐歌舞，非常热闹。玄宗与太上皇（睿宗）通宵达旦登城门楼观看，很是兴奋，庆贺活动足足进行了一个多月。谏官左拾遗严挺之上疏谏说：“与天下同庆应当适可而止，量力而行，现在已经损耗了这么多劳力，又花费了这么多钱财，这于陛下显示仁德是相悖的，为了净化风气，请您停止这次庆贺吧。”玄宗采纳了他的意见，并在百官中宣扬严挺之的忠直，还给了严挺之丰厚的赏赐。

        有一次，玄宗派宦官去江南捕捉名贵水鸟，养在宫中以供观赏。而这些宦官在沿途骚扰各州百姓。路过汴州时，刺史倪若水向玄宗进言：“现在正值农忙时节，陛下为了宫中观赏下令捕捉禽鸟，而且远至江、岭，水陆传送，喂以粱肉，沿途百姓看到这些，会认为陛下爱鸟而轻视人。”玄宗听后马上赞扬了倪若水，赐帛四十段，把所捕到的鸟尽数放掉。

        开元四年（公元716年）五月，有人告诉玄宗，说海南诸国有很多奇珍异宝，可派人去寻找；又说师子国灵药很多，而且还有老妇善于医术，可放在宫中以供使用。受这些言辞蛊惑，玄宗马上就派监察御史杨范臣与胡人一起去寻找。杨范臣劝阻道：“陛下前年焚珠玉、锦绣，向天下宣示不用奢侈的物品，但是今天陛下所求取的东西与前年焚毁的不是一样吗？臣是御史，就是您的耳目，若有军国大事，臣赴汤蹈火，万死不辞。今日这事却是有人迷惑陛下而曲意逢迎，求得恩宠，对于您实行仁德一点好处也没有，臣认为也不是陛下本来的意思，望陛下三思而行。”玄宗引咎自责，慰谕杨范臣，收回成命。玄宗克制私欲，身体力行地奉行节俭，对禁抑奢靡、促进社会风气的好转产生了一定的作用。

        （3）发展经济

        玄宗极为重视农业生产，为恢复社会经济，把农业当做一件大事来抓。玄宗派人修建大明宫，到农忙季节后，工程仍未完成，于是玄宗下诏先停止修建，等农忙之后再行修建。开元三、四年（公元715、716年）间，山东发生特大蝗灾，姚崇建议捕杀。玄宗开始非常犹豫，后认为姚崇建议可行，便大力支持捕蝗，并派遣监侍御史分赴各道，捕蝗救灾，又派使者到各州县了解官吏捕蝗情况，一一呈报朝廷，以敦促他们全力救灾。由于组织及时，措施得力，虽然连年闹灾，百姓还是没有受饥荒之苦，更没有流亡之人。玄宗多次下诏减免租税，减轻人民负担。开元年间在全国兴修了五十六项水利工程，著名的蔡州新息县的玉梁渠、蓟州三河县的孤山陂、晋州文水县的甘泉渠、买长渠等都是这时修建的。唐代共修水利工程二百六十四项，玄宗执政期间修建的占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以上，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为了扩大税收收入，玄宗刚刚即位就注意抑制豪强大族，和他们展开争夺土地和劳动人口的斗争。开元九年（公元721年）至十二年（公元724年），由宇文融主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检田括户运动，共搜括客户八十余万和大量隐瞒土地。又在姚崇为相期间，打击佛教势力。开元初年，下诏淘汰天下僧尼，各地还俗僧尼达到一万两千余人。又严禁再造佛寺，禁铸佛像，禁止宫员与僧尼交往。佛教势力受到沉重打击，这就节约了国家资财，增加了劳动力。

        此外，玄宗还巩固边防，增加屯田，调整布局，发展学术文化。总之，玄宗于开元期间对朝廷弊政进行了全面整顿。

        农业的繁荣，带动了手工业、商业、交通及城市经济的繁荣。丝织业、陶瓷业、造船等传统手工业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突破性的飞跃。像唐三彩已成为唐代繁盛的典型代表。全国大中小城市星罗棋布，长安、洛阳、扬州、成都、广州颇为富庶，各地经济互通有无，贸易频繁，交通便利。当时以长安为中心，形成四通八达的几条重要交通干线，要道上设立了一千六百三十九所驿站。陆驿备马，水驿备船。这是专供官方所用，招待商旅则另有私人开设的客店。杜佑记述当时情况说：“东至宋汴，西至岐州，沿路设店肆待客，酒食丰盛。每店均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至荆襄，北达太原、范阳，西抵蜀川、凉府，皆备店肆，以供商旅，远出数千里，不持寸刀。”可见道路通畅，交通发达，社会秩序稳定，一片太平。

        文化事业欣欣向荣。著名诗人高适、岑参、王维、李白、杜甫都生活在这个时期，盛唐诗歌流派众多，争相辉映。音乐、绘画、雕刻等艺术也有突出成就，颇有盛唐气势。

        开元期间国力也十分强盛。先后击退契丹、吐蕃等周边少数民族的侵扰，收复了东北营州等十三州土地，重新打通“丝绸之路”，巩固了边疆，也保证了唐朝和中亚、西亚的交通通畅，使唐朝声名远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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