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第19章

5．重农恤民

        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关内大旱，有很多百姓卖掉儿女以维持生计。唐太宗命以国库金帛，赎回卖出的孩子。其重农恤民之心可见一斑。

        （1）治国先安民

        隋末十余年的大混战，使唐初时的社会经济萧条。唐高祖在位的九年间，主要精力都投入到统一战争中，社会经济没能得到恢复，唐太宗即位时仍然是一片城乡残破、社会凋敝的景象。当时又逢灾荒连年，粮价飞涨，如何安定饱受战争之苦、挣扎在饥饿死亡线上的广大民众？这个问题关系到唐政权的生死存亡。其实，“为国之道，安静为务”的方针在太宗刚继位时就已提出。当时，突厥颉利可汗已把士兵移到渭水的北面，太宗智退颉利，订立“便桥之盟”。然后对大臣们说：“我不战的原因是因为即位的日子太短，为国之道，安静为务。”“一与虏战，必有死伤”,“结怨于我，为患不细”。这时，太宗的“安静”主要指减少战事侵扰。经过“理政得失”的讨论，“安静”又被赋予新的含义，即“去除奢侈，节约俭省，减轻徭役，少收赋税，选用良臣，使百姓衣食无忧”。唐太宗从历代兴衰特别是隋亡的下场中吸取教训。他亲眼看到，一个既富且强的隋朝，由于暴虐的隋炀帝而激起全国农民大起义，很快被推翻了。这一事实让他认清了人民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他懂得了古人所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要巩固自己的统治，民心不可丧失，从而形成了“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的政治思想。早在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十月，他就对大臣们说：“君主要依靠国家，而一个国家又得依靠老百姓。苛剥百姓来满足君主的欲望，就像自己吃自己的肉一样，结果是腹饱而身亡，君富而国亡。”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他又对大臣们说：“从前攻克长安时，看到院中充满了美女珍玩，可炀帝意犹不足，不断地东征西讨，穷兵黩武，致使民不聊生，遂致灭亡，这都是朕亲眼目睹。因此，只有君主徭役不兴，清净无为，五谷丰登，百姓安乐，国家才会保持稳定。治国就像栽树，只有不动摇其根本，枝叶才能茂盛。”这些生动比喻，形象地表明他治国必须安民的独到见解。

        在封建社会里，农业是最基本的经济成分，绝大多数百姓是农民。因此，改善农民的经济状况、恢复发展农业是“存百姓”的关键。

        唐太宗对这一点认识很深刻，他在反复强调民为国本的同时，也不断把“农为民本”提上日程。他对大臣们说：“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足，则百姓流失。”他在《帝范》一书的《务农》篇中写道：“食物是人们的根本，是政治的根本；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廉耻。国无九年的储蓄，不足以抵御旱涝；家无一年的衣服，不足御寒暑。规劝人们耕地种田，就能免除饥寒的祸患。”唐太宗把谷粟看得重于珍珠玉璧。他叮嘱地方官员们说：“天下百姓需要粮食；家给人足，全靠务农。纵使珠玉遍地，也不能解除饥寒。”唐太宗本人也表示自己每吃饭就想到耕田的艰难，每穿衣便想到纺织的辛苦。

        唐太宗不仅认识到重农恤民的重要性，而且采取了一系列的具体措施。这主要表现在禁止王公奢靡、戒兴宫殿诸方面。

        太宗即位后，所住的宫殿还是隋朝时建造的，已经破烂不堪。原打算建造一殿，“材木已具”，但一想起秦始皇四处营造宫室导致民反的恶果，便不准备兴建了。当时太宗患有“气疾”，不适应潮湿环境，因而公卿奏请建一所楼阁去居住。太宗说：“朕有气疾，岂宜下湿？若遂来请，糜费良多”,“而所费过之，岂为人父母之道也？”虽然大臣们再三请求，太宗“竟不许”。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他又对大臣们说：“建造装饰高大的宫殿楼宇，游玩观赏池台，帝王是愿意干的，但百姓却不想呀！”“劳弊之事，诚不可施于百姓。”贞观前期，太宗基本上没有大兴土木。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洛阳大水，把百姓的房屋冲毁了，太宗还下令拆掉洛阳的一些宫殿，将木材分给百姓整修居室。

        太宗曾两次释放宫女，一次在即位之初，放还宫女三千余人；一次在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又放还宫女数千。释放宫女，一为“省费”，二为“息人”，因此又立即下令让她们结婚，生男育女，增加人口数目。为了清除王公的奢侈行为，太宗在贞观元年便下令：“自王公以下，第宅、车服、婚嫁、丧葬，其标准与其品秩不相符的，一律禁止。”限制王公贵戚过分奢侈。贞观十一年（公元624年），针对勋戚之家“以侈靡而伤风，以厚葬为奉终”的情况，还特地下发了一道《戒厚葬诏》的命令，违者“随状科罪”。由于太宗的提倡和限制，贞观年间的“风俗简朴，财帛富饶，衣无锦绣，无饥寒之弊”。

        认真落实均田制，奖励垦荒是重家恤民政策的重要部分。隋末战乱后，大量无主荒地在一些地区出现。唐高祖武德七年（公元624年）虽颁布了均田令，力图劝民归田。但此后一段时间皇室内争权激烈，加上时间太短，均田令的贯彻效果不是很好，唐太宗即位后才切实地推行。唐太宗的影响使地方官认真落实均田令，并打击违令占田的恶霸官僚。贞观初，长孙顺德出任泽州刺史，发现前任刺史张长贵、赵士达非法占境内膏腴之田数十顷，他上奏并弹劾了这两人的罪状，并按均田令将这些土地全部分给缺少土地的农民。

        贞观二年（公元628年），由于旱灾严重，关内饥荒肆虐，百姓大多卖儿卖女换取食物。为了帮百姓赎回他们的子女，太宗下令动用了皇室府库中的金银钱财，并将赎回的子女送到他们父母那里。并诏令说因为上年连绵大雨，今年又遇了旱灾和蝗灾，因此大赦天下。诏令还说：“假如天下安定、五谷丰登，即使将百姓所受的灾害移到朕身上来也心甘情愿，决不后悔。”此时正好旱区降雨，百姓大为高兴。

        夏季，四月初三，太宗下诏说：“隋朝末年天下大乱，造成饥荒，白骨遍地，使人触目伤悲，命令各地官府将尸骨全部妥善安葬。”而六月，关中地区春旱之后又闹蝗灾。唐太宗心如火烧，走出玄武门来到宫城北的禁苑，立即捉了几个蝗虫，向苍天默默祷告后，对蝗虫说：“人民靠谷子来维持生命，你将谷苗食掉，百姓还怎么活，与其如此，还不如让我的肺肠被你吃掉。”说罢就要生吞蝗虫。身边的随从连忙谏阻：“陛下千万不可，吃这种脏东西可能要生重病。”太宗断然答道：“朕要替百姓受灾这有什么可怕的！”遂将虫吞下。据记载，这一年关中蝗灾果然不严重。当然，蝗虫没有成大灾和唐太宗生吃蝗虫根本没有必然联系。从表面上看，雄才大略的唐太宗做这种事未免过于荒唐，他的真实意图或许是出于收买民心而做的政治表演，但不管怎么说，做为一个皇帝而能做到这一点，不能不说这的确是重农恤民了。

        （2）屈己而不误农作

        唐太宗重农恤民的重要表现是轻徭薄赋。轻徭薄赋，为的是“使民衣食有余”。太宗继位后切实地推行和落实了已经颁布的均田令和租庸调法。

        贞观初，长孙顺德拜泽州刺史，发现前刺史张长贵、赵士达霸占境内肥沃的土地几十顷，长孙顺德将他们二人弹劾，并将追回的土地分给贫困的农民。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河南暴雨成涝，太宗下诏“废明德宫及飞山宫之玄圃院，分给遭水之家”。就整个贞观年间看，推行和落实均田令的重点在宽乡，在奖励垦荒。贞观元年（公元627年），朝廷下令，凡是住户拥挤的地方，都得将部分农户迁徙到宽松的地方。同时，考课地方官，也以“安置客口”、“善相劝勉”者为最。直至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在灵口太宗见丁男受田三十亩，仍没达到田令规定的一百亩，“夜里睡觉都不安稳，只怕农民没有土地”，下诏州府“录尤少田者，给复移之宽乡”。

        “贞观之治”的主要内容在轻徭而不在薄赋，这主要是汲取隋炀帝徭役时不时征发，战事经常的教训而确定的。除去前面所说为的去奢省费，在限制役使民力方面，太宗还制定了法律。《唐律》中明确规定：“修城郭、筑堤防、兴起人功，有所营造，依《营缮令》，计人功多少，申尚书省，听报如合役功。或不言上及不待报，各计所役人庸，坐赃论减一等。”

        一面促进生产，一面去奢省费，使民衣食有余。其核心是与民休息，不违农时，这体现的正是用稳定环境而求得统治的施政总方针。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年底，与民休息被太宗提到治国方略的高度，他还用养病来作生动的比喻，说：“治国如治病，病虽然好了，也还需好好护理，倘遽自放纵，疾病复发，就无药可救了。”经历了隋末丧乱而创建的政权，犹如久病初愈，只有全心全意地护养才能康复强盛起来。

        唐初恢复发展农业生产，劳动力不足也成为重要的制约因素。隋代极盛时，全国户数近九百万，贞观初期突然下降到不到三百万。为了尽快使农业劳动力有所增加，唐太宗千方百计增加人口。首先，他招、赎隋末战乱时流落到边境的汉人。武德九年（公元626年）九月，突厥颉利汗送给刚即位的唐太宗羊万头、马三千匹，可他拒绝接受羊、马，想要回被他们掠去的汉族户口。贞观三年（公元629年）据户部统计，从塞外回归以及突厥前后内附等的汉人达一百二十万余口。贞观四年（公元630年）东突厥颉利汗降唐，次年，唐太宗从突厥那里用金帛赎回汉人男女八万口，全部归还了他们家人。直到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唐太宗还派使者用财物去赎被外族掠去边地的汉人。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原地区劳动力缺乏问题。

        唐太宗还大力奖励男女及时嫁娶，对于鳏寡婚配大力提倡，以达到人口增殖的目的。贞观元年（公元627年）所颁布的《令有司劝勉民间嫁娶诏》中规定：“法定的婚龄是男年二十岁，女十五岁，应及时嫁娶；鳏夫、寡妇守丧期已过的，也要婚配。”为了及时保证男女嫁娶，诏令还责成乡里富有之家要对因贫困而不能嫁娶的用金钱来资助。还把婚姻及时与户口增加作为考核地方官的依据。刺史、县令以下官员，若能使民按时婚配，减少鳏寡，增多户口，考绩等级就可以提高；如劝导乖方，不能及时配偶，户口减少，降低考绩等级。这对于提高地方官执行诏书中各项政策的积极性当然有一定作用。唐太宗还特别以物质鼓励生育男口，如贞观三年（公元629年）下诏说：“妇人在正月里生男孩的，赐粟一石。

        唐太宗还两次释放宫女。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八月放宫女三千人。贞观二年（公元628年）九月，又派杜正伦、戴胄释放了一部分。唐太宗对大臣们说：“妇女们被幽闭在深宫中，实在是可怜。隋朝末年，不停采选。连根本不去的离宫，也多聚宫人，朕绝不做这种竭人财力的事情。况且宫女除洒扫之外，并没有什么作用。现在放她们出宫，任由她们结婚嫁人，不仅能节省国家财力，而且还能增殖人口。”这番话道出了他如此而行的目的。唐太宗经常派遣使者巡视各地，对地方官吏进行考察，并劝说重农种桑养蚕。他告诫使者，当“遣官人就田陇间劝励，不得令有送迎，多废农时”。为了不误农时，唐太宗还这样在法律中规定，“诸非时兴造及杂徭役，十庸以上坐赃论”。以此防止非时调用民工，对季节性很强的农业生产是很有利的。唐太宗不违农时是因为他重视农业生产。《唐律》中惩办“非法兴造”的条文中既包括“法令无文”，也包括“虽然有理论根据，但不到时令而大规模兴造”。因为农忙动工，非时兴造，耽误农时。更难能可贵的是唐太宗能严于律己。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发生了皇家举行礼仪恰与农时冲突的巧合事件。当时礼官上奏，二月是皇太子行冠礼（古代男子成年时举行的礼仪）的黄道吉日，请征调作仪仗队的府兵。太宗道：“现在正是春天耕种的农忙季节，怕防碍了农忙事情，可改在十月农闲举行。”太子少保萧瑀劝道，根据阴阳理论，还是在二月举行为好。太宗认为，凶与吉是因人而定，并非阴阳拘忌。只要行为合乎正道，自然就会大吉，并断然地说：“农时很重要，千万不可以轻易错过！”皇太子冠礼在当时来说是皇家的一件大事，唐太宗宁愿委屈自己也不耽误农时，足见他对农业生产的重视。

        唐太宗的重农恤民还表现在他不实行过头的储粮于官，而实行藏富于民的政策。贞观二年（公元628年），黄门侍郎王珪批评隋文帝不怜百姓而惜仓库的错误作法，太宗就说：“开皇十四年（公元594年）大旱，人多饥乏，仓库中粮食堆积成山，但文帝竟然不许赈济，而令百姓到山东去流浪就食。到文帝晚年，仓库中存储了可供五六十年用的粮食，炀帝恃此富饶，奢侈腐化，遂致灭亡。由此可见，治理国家要藏富于民。古人曰：‘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就算仓库中积累了可备多年使用的粮食，多余又有何用！后代若贤明，天下自然不会流失；如果是不肖，仓库多积，只会增加奢侈，反而会导致国家灭亡。”从隋文帝不怜百姓而惜仓库，到隋炀帝竭泽而渔，横征暴敛，转变为唐太宗轻徭薄赋，藏富于民，可见吸取了隋末农民大起义的经验教训后，唐初赋敛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此外，兴修水利，设置“义仓”，救灾备荒，也是唐太宗重农恤民采取的具体措施。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春，尚书左丞戴胄建议参照隋朝的社仓制度，在各地设置“义仓”防备粮荒。唐太宗认为非常必要，下诏规定：自王公以下，每亩征税二升；商贾无田者，户分九等，纳粟分别自五石至五斗不等；义仓粮食，无灾则借贷民户作种子，有灾则可用于赈民。自此以后，州、县普遍设置义仓，专用于备荒，不可随意挪用。唐太宗还声明，义仓虽由官府掌管，但属于为百姓度荒年而作的储备，并非横征赋敛。

        唐太宗从各方面推行重农恤民政策，隋末社会各方面凋零的现象不复存在，经济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首先恢复和发展的是京畿地区。贞观三、四年（公元629、630年），关中丰收，流散人口纷纷回乡。但关东广大地区，还是人烟稀少、不闻鸡犬的凋敝景象。

        到贞观六、七年（公元632、633年）雨顺风调，“频致丰稔”，关东普遍恢复和发展起来，昔日凋残破乱的面貌荡然无存：“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经过行客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都是古今未见的。”贞观八年、九年、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十六年（公元634、635、639、640、641、642年），这些年粮食都获丰收。德宗时，宰相杜佑这样总结这段历史：“自贞观以后，太宗励精图治。至八年、九年（公元634、635年），频至丰稔，米斗四、五钱，到处都是马牛，户门数月都不用关闭。至十五年（公元641年），米每斗值两钱。”

        这些记载虽然存在夸张之辞，但家不闭户反映的是社会安定，米价不断下跌表明农业稳步健康地发展，“使民衣食有余”的目标大体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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