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章 第40章

13．刘知几著《史通》

        景龙四年（公元710年）春，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史学批评和史学理论专著《史通》问世，它的作者是刘知几。

        （1）储备知识

        刘知几（公元661～721年），字子玄，彭城人。其父刘藏器是高宗时的重臣，刘知几在三个弟兄中排名最后。他写的文章十分优美，在文史方面涉猎尤深。刚十岁出头的刘知几学《尚书》，学习不专心，父亲经常责打他。一天，刘知几偷听到父亲给哥哥讲《左传》，听了几次，对《左传》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左传》中有很多绘声绘色的历史故事，像曹刿论战、卫懿公好鹤、唇亡齿寒等等，人物活灵活现，事件时间、地点也很清楚，与《尚书》相比好懂多了。他兴奋之余又想到自己的功课，不禁叹息说：“不是儿懒惰不学习，实在是书写得不好啊！”这话传到刘藏器的耳朵里，就同意小儿子也学《左传》。在十二岁的时候，刘知几已学完了《左传》。此后，他又学习《左传》的注疏文字，并读了《史记》、《汉书》、《三国志》等史学名著，但这些依然填补不了他那膨胀的求知欲。除了了解一些历史事实，他更喜好探究古今沿革状况和历史发展的大势。十七岁时，他已经阅读了包括唐朝皇帝实录在内的汉代以来的各种体裁的史书。其中，大部分是借着看的，有些书还残缺不全。通过苦学，刘知几在熟知了许多历史知识外，还掌握和了解了各种史书的文字特点、叙事体例和思想观点。

        刘知几在尽情吮吸前辈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的同时，也不妄自菲薄，而是敢于提出自己的观点。例如，他认为《汉书》既然是一部西汉一朝的历史，就应该去掉未收录西汉人物的《古今人表》；对于《后汉书》，他认为西汉末起义军既然立刘玄为更始皇帝，就应该有他的“本纪”。那时的一些学问家认为，刘知几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后来他读到了张衡、范晔的文集，发现他们对《汉书》、《后汉书》的批评，竟与自己的批评一样，这对年少的刘知几是莫大的鼓励。从此，刘知几便更加注意创造性地思考，并在读书过程中注意随时写心得体会。知识的日渐丰富，为他以后《史通》的问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编纂《史通》

        永隆元年（公元680年），刘知几考中进士，被任命为获嘉县主簿，当时他只有二十岁。但刘知几是一个有远大志向的人，他的志向就是在史学方面能做出巨大贡献。在获嘉期间，一有空闲他就会钻进书房大量阅读史籍及各种杂记小书，常常废寝忘食，使其史学思想更为成熟。对史学的钟情使刘知几也无暇顾及在官场逢迎，结果，他在获嘉一待就是十九年。

        圣历二年（公元699年），刘知几被调到东京参与编撰《三教珠英》。

        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刘知几被任命为著作佐郎兼修国史。没多长时间又升迁为左史，撰写起居注，成为正式史官。不久，皇上又下令刘知几和徐坚、吴兢等人一同参与修订《唐史》。此后直至他逝世的十几年中，虽然职务有过很多变化，可大多是任史职或兼任史职，先后参与编修了《则天实录》、《中宗实录》、《高宗后修实录》，并自撰了《睿宗实录》。

        对于刘知几说来，任职史官并编修史书，本来是很能施展他的才华，并把他所学到的东西加以发挥的，但刘知几却在任职的实践中感到自己的思想不能得到支持和实行，自己的美好志向无法实现。那些监修大臣和一些史官往往根据个人好恶，随意着笔，使得实录虚枉居多。刘知几极不情愿和这样的修史者们一道工作。

        刘知几心目中的史家必须是能力、知识、品德三者都具备的人。

        长安三年（公元703年），礼部尚书郑维忠问刘知几自古以来文学人才多而史学人才少的原因。刘知几回答说：“要成为一个史学人才必须具备三方面的优点，而同时具备这三种优点的人实在是太少了，因此，自古以来史学人才比文学人才要少。”刘知几认为作为历史家就一定要具有选择、鉴别史料，编纂史书的能力，这就是“才”；历史家还必须拥有丰富的历史知识，才识渊博，这就是“学”；历史家最应具备的是正确的观点、独到的见解以及敢于秉笔直书的品德，这就是“识”。刘知几认为，像这样优秀的史学人才，就好像早晨天空中的星星一样稀少，徐坚、吴兢等五六位是具备这三条的人。

        景龙二年（公元708年），刘知几上书监修大臣中书侍郎萧至忠，陈说修史的五个缺陷，请求辞去史职。萧至忠曾经好几次斥责刘知几修史无功，可是面对刘知几的批评却又无言以对。他也明白刘知几确有史才，所以不允许他辞职。另一个监修大臣兵部侍郎宗楚客一方面嫉妒刘知几的才华和正直敢言，另一方面害怕损害自己的利益，于是在修史官们面前挑拨：“刘知几写这样的辞职信，明显是要我们没有事情做嘛。”

        刘知几认识到若还在史馆里耗费光阴，自己的才华会被埋没，抱负更是无法实现，自己在史学方面的创见恐怕也要付诸东流了，就退而私撰《史通》。他曾在修订史书的空闲时间里认真地研究和阅读别的史书，并且随时把心得用笔记下来，最终写成了一篇篇透着他伟大史学思想的札记。现在，他一边进一步深入研讨，一边对以往记述加以整理、按类区分，景龙四年（公元710年）春，凝聚了刘知几多年心血和史学智慧的史评专著终于编辑成书。刘知几将自己的这部成于史馆的著作定名为《史通》。

        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刘知几的长子刘贶，因罪被判放逐边城。刘知几为了儿子向皇上上书，想讨个说法，却因此把玄宗给惹怒了，玄宗把刘知几贬到安州都督府当别驾，没过多久，他因病逝世，享年六十一岁。

        开元十年（公元722年），刘知几的次子刘餗将《史通》抄录一部，呈奏唐玄宗。玄宗读后称赞是一部好书，追封刘知几为工部尚书。

        （3）《史通》概说

        《史通》共二十卷，分为内篇、外篇两大部分。书前有刘知几自作的序，介绍他著述《史通》的简要经过及定名为《史通》的原因。内篇共十卷三十六篇，系统全面地评论总结了历代史籍的体裁、体例、编撰方法等方面。外篇共十卷十三篇，主要内容包括刘知几在读史书时所做的笔记和刘知几本人对历代史官建置以及编写史书系统性的认识和评论。全书内容大体可分为六类：

        第一类，总体论述史学渊源、评论史籍分类、史官建置等史学发展情况。有《六家》、《二体》、《古今正史》、《史官建置》等篇。

        第二类，评论了史书编纂的具体问题。如史书体例（主要是纪传体体例）、史书应写内容、写作技巧、叙述方法等。有《载言》、《本纪》、《列传》、《书志》、《表历》、《浮词》、《叙事》等，大约二十篇。

        第三类，主要涉及编写史书时，对材料的搜集、鉴别和取舍进行评价。有《采撰》、《载文》、《补注》等篇。

        第四类，提出了成为一个历史学家应具备的条件。有《核才》、《辨职》、《鉴识》、《直书》等近十篇。

        第五类，对于一些历史著作进行评论。有《疑古》、《申左》、《惑经》、《五行志错误》等篇。

        第六类，讲叙个人的生平、学史的经过、史学志向、在史馆修史的情况及著述《史通》的目的。有《自叙》、《忤时》两篇。

        《史通》面世后，当时的人和后来的人对它评价不一。刘知几的好友，著名史官徐坚对《史通》甚为推崇，认为所有的史官一定得以这本书为标准。唐朝末年柳璨著《史通析微》，批评《史通》妄自诬陷圣贤先哲，评议和驳斥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宋朝孙何著《驳史通》，也对《史通》进行了批评。明朝以前，人们对《史通》的评价批评多于赞扬，因而《史通》流传得不是很广。明朝中叶以后，《史通》的史学价值才得到一些有识之士的认同，他们对《史通》重加补正、训释，如明朝李维桢的《史通评释》、王惟俭的《史通训故》、清朝浦起龙的《史通通释》等，使《史通》得以广泛流传。

        《史通》一方面对中国古代史学首次进行了全方位的系统总结，肯定了史学的优良传统，如尊重历史事实，真实地反映历史事实，详细地叙述近时代的历史、对比较久远的历史则可简略地记载，文学和史学相结合，既要有历史的严肃性，也要有文学的生动性、优美性等；批判了盲目崇拜古代，迷信先贤圣人的错误观点；深入考察了古代历史编纂学。另一方面，对以后的撰史方向提出了明确的主张，提出了有名的“史才三长论”和“书法直笔论”。

        《史通》在对过去史学的评论中，有着求实性、辩证性、战斗性三大特点，这也是刘知几史学理论的特点。

        《史通》无情而又无畏地对违背求实性这一原则的史家、史著进行了批判，可谓“舌长而笔辣”。

        在辩证性方面，《史通》的评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事物的发展变化及多方面的联系和区别，形成了很有辩证色彩的风格，提倡“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史通》中，也体现了刘知几史学理论的时代的、阶级的局限性。在社会历史观上，主要表现为既反对天命论又不否定天命，虽然肯定普通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又极力夸大帝王将相个人的“智能”、“神武”的作用；在历史编纂学上，表现为既主张根据历史事实如实记录，又认为有涉及君王亲属的，就应该有所隐瞒避讳以符合封建的礼仪教化；在方法论上，既有朴素的辩证因素，又不时流露出形而上学的倾向。

        但是，刘知几的史学理论和《史通》对后学的启发是相当大的，对中国史学研究的不断前进也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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