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1章 第91章

10韩愈谏迎佛骨

        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正月，佛骨至京师，宪宗留佛骨于禁中三日，韩愈厌恶佛教耗财惑众，就上谏宪宗投佛骨于水火。

        （1）宪宗迎佛骨

        韩愈字退之，河阳人。父韩仲卿，无名位，在韩愈才三岁时就死了，所以韩愈由嫂嫂郑氏抚养成人。韩愈自幼好学，在发愤苦读之后，二十五岁就考中进士，二十九岁已步入仕途，而其文章也流传千古。

        韩愈为人直率，多次因直谏犯颜遭受贬逐。德宗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韩愈任监察御史，恰逢关中发生旱灾。韩愈就上书，希望能免除关中民徭赋税，让人民休养生息，但未被采纳；书生气十足的韩愈上书不止，结果被贬为连州阳山令。

        宪宗元和初期，韩愈被召还朝中，从国子博士升为中书舍人。

        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韩愈随宰相裴度征讨淮西吴元济，因出了不少好计策，立了大功，回朝后升为刑部侍郎。

        宪宗笃信佛教，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大肆张罗迎取佛骨来朝。中使把佛骨迎接到京城，宪宗把佛骨留在宫中瞻仰了三天后遍送各寺。上自王公，下至士子与庶民，都瞻仰供奉，舍钱事佛，唯恐别人说自己不诚心。有人将全部家产充当布施，甚至还有人在胳膊与头顶上点燃香火供养佛骨。

        自战国以来，老子、庄子与儒家较量胜负，靠互相贬低对方来抬高自己。待到东汉末年，又增加了佛家，但是喜好佛家的为数尚少。直到晋宋时佛教才兴盛起来，从帝王以至于士子庶民，没有不尊崇信奉佛家的。世俗之人因怕得罪皇上，不敢不信；而清高之人则以佛学理论作为炫耀的资本。唯独韩愈憎恶佛家损耗资财，麻醉百姓，强烈反对佛家，但他的话往往过于偏激。只有他在《送文畅师序》里的见解尚算高明，文章说：“大凡飞禽低头啄食，仰头四面张望，走兽藏身于深山密林，很少出来走动，这都是害怕有些物种危害自己，但仍然不能幸免弱肉强食。如今我与文畅安心居住，悠闲饮食，一辈子闲逸自得，与飞禽走兽面临的境况不同，难道我们不知道这其中的原因吗？”韩愈站在儒家立场上阻止迎佛骨触怒了宪宗，差点被杀头。经裴度等人反复讲情才算保住性命，但仍然被贬到潮州去做刺史。直到穆宗即位，才奉诏还京。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韩愈任兵部侍郎，其后又成功安抚了镇州的兵变，因功又升吏部侍郎，因此被后人称为韩吏部。

        韩愈的政治态度总体上倾向于代表世族利益的保守派。但由于他出身下层地主，因此也对下层民众和庶族地主比较同情，属中立派政治家。

        韩愈自幼学儒，以儒家正统自居，因此觉得儒佛两派应水火不相容。为了与佛教对抗，他提出了儒家圣人传道的道统说。他认为君、师为圣贤，应以仁、义教化人民，建立以仁、义治世的“道”。但自从孟子死后，“道”一直被错误理解，直到现在自己才又找到真正的“道”，并一定要延续下去。这一主张显然是唯心主义的，但韩愈站在世俗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反对佛教，在那个时候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

        佛教是一种外来宗教。自汉代传入中国以后，经历长期演化之后，逐渐演变为被国人所接受的中国佛教，并且在南北朝时期达到鼎盛。过分兴盛的佛教严重干扰了封建国家经济，引起统治者的警惕。北魏太武帝及北周太武帝为打击佛教曾两次毁佛。进入隋唐以后，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佛教势力又蓬勃发展起来。

        武则天统治时，出于政治目的强令各地修建大云寺，崇佛抑道，导致佛教日益昌盛。

        代宗时，崇佛已达到荒唐的地步。据记载，每有西蕃入寇，代宗必令群僧齐颂《仁王经》，以求抵御敌人入侵。此时中外臣民亦全都理佛而不理政务，国政受到严重干扰。

        佛教作为一种精神麻醉剂，有其维护封建统治的有利面，但如果其发展超过一定限度，就会适得其反，危害封建国家的统治基础。佛教势力的膨胀，一方面劳民伤财；另一方面由于人们都去出家而不事生产，土地都被用作修建寺庙，使得生产发展受影响，国家税收减少。因此有唐一代凡是有远见的政治家对佛教都持限制主张。

        韩愈则站在世俗地主的政治立场上反对佛教。他为了维护儒家正统地位，积极反对佛教的思想传播。他屡屡上书，抨击佛教蠹民害政，成为反佛的激进派代表人物。

        宪宗时，凤翔法门寺护国真身塔内珍藏的一节释迦佛骨，被视为佛教至宝。传说每隔三十年佛骨才现世一次，且会保佑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宪宗对此深信不疑。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正值三十年周期，宪宗欲一睹佛骨灵光，便派中使杜黄奇率宫女三十人持香花迎接佛骨入宫。佛骨从光顺门送进皇宫，在皇宫瞻仰三日后，被送到各大寺院轮流存放。这个时期，王公贵族们为讨好朝廷，都争先恐后施舍财物。老百姓则是盲目信奉，有的因施舍导致破产；更有甚者，以自残来表示虔诚，宗教狂热因迎佛骨一事的推动而达到近乎疯狂的程度。

        （2）韩愈冒死上疏

        在这样一种混乱不堪的情况下，仍有一部分人能保持清醒的头脑，韩愈便是其中一员。他冒死上疏，反对迎取佛骨，此疏即著名的《论佛骨表》。韩愈的上疏犹如以石击水，在被宗教狂热席卷的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

        刑部侍郎韩愈上表直言劝谏，他认为：“佛教无非外邦小族的一种迷信而已。由黄帝至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都年高寿长，百姓安居乐业，但并不是由于佛的作用。东汉明帝时期，开始有佛法。此后，中国变乱危亡接连不断，朝廷统治反倒岌岌可危。宋、齐、梁、陈、北魏以后，更是虔诚笃信佛教，而这些朝代存在的年代尤其短促。只有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最终还是落得个被活活饿死在台城的下场，不久国家也灭亡。信佛是为了祈求福缘，但梁武帝反而招致祸殃，由此看来，信佛不但没用，还会亡国，真是遗害无穷。百姓愚昧无知，冥顽不化，极易上当，难以晓谕开导也就罢了，如果见陛下尚且如此，众人就会说：‘天子都信奉佛，我们百姓难道不应跟天子学习吗？’佛本身就不是中华人士，口不讲先代帝王的合乎礼法的言论，身不穿先代帝王规定下来的标准的中国服装，不明父子君臣之义。假如佛本身尚在人世，接受本国的命令前来京城朝拜，皇上大度地接见他，只不过在宣政殿见他一面，然后赐宴礼宾院，再赠以衣物打发掉他，不会让他迷惑众人。何况佛本身久已故去，剩下来的枯朽骸骨，置于宫内更是万万不可。一般人还要先使巫师用桃木与笤帚去驱除不吉祥的鬼魂，可如今陛下竟要把死人骨头拿来把弄，却不先让巫师驱邪。更不可容忍的是大臣们竟放任不管。请求陛下将此佛骨交付给有关部门，把它丢到水里火里消灭掉，杜绝后世的迷惑，使人们认识到它的坏处和欺人的地方，这难道不是盛大之事吗！如果佛有灵性，能够制造祸福，所有灾殃与罪责，我愿一人承担。”

        宪宗见到上表，大怒，拿出来给宰相们传阅，欲处韩愈死刑。裴度与崔群为韩愈进言说：“韩愈虽然狂妄，但他所言是发自内心的忠诚，陛下应对他宽容，以开通言路。”宪宗怒气不消道：“如果韩愈只批评朕事佛太过，朕还能容忍。现如今他竟拿那些短命亡国之君与朕相提并论，实在无理之极。如果这都能容忍，那也太不成体统了。”这时朝臣见宪宗怒气不解，不敢再言，幸好一些国戚权贵出面替韩愈讲情，宪宗怒火渐息，才只把韩愈贬为潮州刺史了事。

        不久，宪宗怒气渐渐平息。此时，又接到韩愈的上表，表中自叙至潮州之后的孤苦无依之状，更言自己空有报国之心苦无机会实现，其文言真意切，感人至深。宪宗被文中的情感之言打动了，就又想把韩愈召回来，因此他对宰相们说：“昨日朕接到韩愈的《潮州表》，因此想到他的《论佛骨表》。现在看来，他当时也并不是有意辱骂朕，朕就不生他气了。只是韩愈身为人臣，讲君王事佛就短寿这样不利之言，才让朕如此生气。”宪宗讲完，便观察群相们的反应，希望由宰相们提出复用韩愈的建议。但当时宰相之一皇甫却不愿韩愈复职来妨害他的独断，便抢先奏对道：“虽说韩愈奏表出于忠心，但其出言不逊，终究过于狂妄。陛下如果想原谅他，也可以让他换一个地方。”于是宪宗把韩愈调职到袁州任刺史。

        韩愈在潮州、袁州任刺史期间，深入民间了解疾苦，为民解忧。在潮州时，为民除郡西湫水鳄鱼之害；在袁州时改革旧的习俗，解救那些被卖身为奴婢的百姓，而且宣布废除这种旧习俗，严禁逼迫百姓当奴婢。因此，韩愈虽任地方官时间不长，却颇有政绩。

        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韩愈被召回京城，升任国子监祭酒，不久改任兵部侍郎。当时恰逢镇州发生兵变，朝廷决定派韩愈前去抚慰。韩愈至镇州，对叛乱军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圆满地解决了问题。因此，之后又任吏部侍郎、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等职。

        十二月初一，盐州上奏：乌池、白池遭一千多吐蕃兵围攻。

        十二日，西川上奏：有两万南诏军开进大唐，请求援唐伐吐蕃。

        三天以后，容管上奏：这次战役已经打败了黄少卿一万多人的部队，攻占了三十六个营栅。当时，由于唐朝军队很久没能平定黄少卿，韩愈上奏说：“我去年在岭南为官时，深入了解到了黄家贼的情况。贼人没有城池可居住，都是依山傍险，自称洞主。平时各自保护自己，要是有紧急情况他们就联合起来一起防守。以往由于邕管经略使多不称职，他们不仅没有施以德政，而且又没有使人畏服的威望，因而致使蛮人产生仇恨，起来攻掠州县，为害百姓。有时是为了报私仇，有时是贪求财物或临时聚集，然后，又各自撤兵，这样的话还不能够造成较大的危害。近来征讨，始于裴行立、阳二人。此二人原本就是鼠目寸光之辈，征讨的目的是为了邀功求赏。他们只看到对方还没有联合起来，一起防守，就认为敌人的势力比较弱小，于是就争着向朝廷出谋划策，自己请求带兵讨伐。自从用兵以来，已历两年，他们奏报杀死和俘虏的人数，总数最起码也有两万了，也就是说把敌人给灭绝了。但事实上敌人仍在猖狂地活动，可见他们是在向朝廷谎报军情。邕管、容管两地，经过这次战争后，老百姓们又遭到战争的伤害和疾病的毒害，已经死得差不多了。这样下去，我担心岭南一道不会再有安宁休息之日。自南征以来，黄家贼也已遭受重大伤亡，按理说，敌人也不想打仗。更何况他们居住之地尽是穷山僻岭，就算是把他们全杀了，全部占领这些地区，对于国家也没有什么好处。因此，还不如趁着现在国家改年号这个大庆的机会，赦免他们的罪行，并且派使者去慰劳他们，他们见到这种形势一定会主动投降，归顺朝廷的。然后，选择一位有威望的大臣为经略使，假如能合理地处理与他们的关系，他们日后自然决不会再起兵的。”但是穆宗没听韩愈的话。

        韩愈的性格比较豁达、开朗，比较真诚，从来不根据别人身份的高低贵贱以及富贵贫穷来决定是否与之交往。韩愈对那些一时得势的豪门权贵更是极为蔑视，由此他颇遭一些权贵的排挤忌恨，引来一些人斥之为狂傲的指责。他多次遭到别人的排挤压迫，尤其是他的那篇建议毁掉佛骨的报告，使他差点因此而丢了性命。佛教的恶性发展终于引起当权者的警觉。武宗时的“会昌毁佛”使佛教势力遭到毁灭性打击。但武宗一死，佛教势力又死灰复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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