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1章 第101章

9朋党之争

        大中三年（公元849年）十一月，崔州司户李德裕死去，长达四十年之久的朋党之争渐息。

        唐代自安史之乱后渐渐走向没落，腐败滋生，社会动荡，各种矛盾不断激化。在地方上，藩镇割据，与中央争夺权力；在宫廷内部则是宦官专权，皇帝成为傀儡；朝官之间，更是朋党林立，官员们各自为营，结党营私，纷纷以宦官作为自己的靠山，导致互相倾轧，史称“朋党之争”。

        唐代的朋党之争，斗争最烈历时最久的要数“牛李党争”了。牛党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李党以李德裕为代表。这两个官僚集团之间的争斗从穆宗时起至唐懿宗继位时止，持续达四十年之久。两派之间反复较量，盘根错节，对唐晚期政治影响极大。

        （1）宪宗策试种祸根

        两党之争缘起于宪宗元和年间（公元806～820年），当时李德裕之父李吉甫为宰相执掌朝政。元和三年（公元808年），策试贤良方正，考生牛僧儒、李宗闵、皇甫等在策文中指摘时政、抨击当权，极为大胆。主考官杨於陵更是借题发挥，以牛僧孺等人文章为据，大肆指摘李吉甫施政不当。李吉甫得知后，认为这些人合伙攻击诽谤自己，便向宪宗哭诉。宪宗大怒，将几位主考官贬斥，牛、李等人亦长期不被任用，此即双方结怨之始。

        翰林学士李德裕是李吉甫之子，对在元和三年（公元808年）科举中讥讽其父的李宗闵非常忌恨。李宗闵又与翰林学士元稹争官，产生矛盾。这年，右补阙杨汝士和礼部侍郎钱徽二人主持进士考试，收到西川节度使段文昌、翰林学士李绅的推荐信。等到放榜，文昌和李绅所举荐的考生都落选了，中榜的进士当中：郑郎是郑覃的弟弟；裴撰是裴度的儿子；苏巢是李宗闵的女婿；杨殷士是杨汝士的弟弟。段文昌对唐穆宗说：“今年科举不公。所录的人尽公卿之后，大凡无才无德，唯借祖荫和贿赂才被取上。”穆宗把段文昌说的情况转给翰林诸位学士，李德裕、元稹、李绅都异口同声说：“确如段文昌所言。”于是，穆宗命中书舍人王起等人复试。四月十一日，下诏书将郑郎等十个进士废除掉，并把钱徽贬为江州刺史，把李宗闵贬为剑州刺史，将杨汝士贬为开江令。

        有人劝钱徽向朝廷揭发段文昌、李绅曾写信为自己的亲友请托之事，皇上一定会醒悟收回诏书。钱徽说：“大丈夫光明磊落，岂能靠揭发告密而求升迁？这些送书求情的人会有报应的。”于是把段文昌和李绅的信拿出来烧了，以显示自己有君子风度和宽容度量。李绅是唐高宗时宰相李敬玄的曾孙；王起是王的弟弟。此后，李德裕的“李党”和李宗闵的“牛党”展开了长达四十年的朝廷斗争。

        牛党的另一重要骨干是牛僧孺。牛僧孺向来被穆宗重用，开始时担任户部侍郎。一个偶然事件使牛氏威望大增，更被穆宗信任。右骁卫将军韩公武死，其孙在分割家财时互不相让，发生争执，告到官府。穆宗亲自过问此案，令人将韩家财产出入账簿取来自己审阅，查出韩家曾贿赂过许多朝臣并得逞，这时在一本账册中又发现一行小字：某年月日，送户部牛侍郎钱千万，不纳。穆宗遂认牛僧孺为清官忠臣，认为可委以大任，于是立即下诏，提升牛僧孺为相。

        牛党上台，李德裕马上被贬为浙西观察使。李德裕认为自己被贬一定是牛党的李逢吉在皇上面前诬告自己，衔恨不已，从此两党结怨更深。牛党李逢吉、牛僧孺为相，又勾结太监王守澄，朝中无人敢惹。只有翰林学士李绅敢直言上谏，深为牛党忌恨，不久也被贬为江西观察使。

        穆宗死后，敬宗即位。牛僧孺看不惯皇帝荒淫，宦官弄权，又不敢进谏，就干脆请命到地方去，眼不见心不烦。宝历元年（公元825年）正月，牛僧孺以同平章事的身份充任武昌节度使。宝历二年（公元826年）二月，牛党代表李逢吉的死对头裴度入朝拜相，牛党大惧。牛党失势，李党占了上风。十月，牛党的李程被贬为河东节度使。十一月，李逢吉被贬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不久，敬宗为宦官所杀，文宗继位。

        （2）两党勾心斗角

        文宗时期，两党争斗日益激化。太和三年（公元829年），朝廷下诏召李德裕入朝任兵部侍郎。不久，李德裕又在裴度的举荐下任宰相。而同时，李宗闵也在宦官的帮助下出任宰相。太和四年（公元830年），李宗闵又荐引牛僧孺入朝，共同对抗李党。

        同年，裴度因年老多病主动辞职，牛党势力占了上风。因怨恨裴度推荐李德裕任相，李宗闵置裴度对自己也有举荐之恩于不顾，撺掇文宗把裴度贬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十月，贬李德裕为西川节度使。

        李德裕至西川以后，立即察看地形，询问军情，一个月之内，李德裕便把当地山川道路城邑全了解了。接着，又开始整修工事，精练部队，修兵缮甲，以防边地之患。吐蕃知西川有备，不敢轻举妄动，于是西川稍稍安定。

        太和五年（公元831年）九月，吐蕃国维州副使悉怛率众开赴成都，想要投降唐朝。于是，李德裕派遣虞藏俭率兵进入维州城防守，并代理刺史一职。二十五日，李德裕奏报朝廷，并且说：“臣打算派三千未开化的羌人烧掉十三桥，随后再出兵直入吐蕃心脏地带，这不仅可以雪当年吐蕃占我边疆之耻，而且还是西川前节度使韦皋的终生之愿。”文宗把李德裕的奏折交付尚书省，召集百官商议，百官都觉得李德裕的建议可取。唯独宰相牛僧孺说：“吐蕃疆域广阔，方圆万里，失去一个维州只等于掉了一根毫毛。近年来唐与吐蕃和好，双方约定共同罢减边防戍守兵力。朝廷一向以信义对待戎夷，假若依李德裕之言，吐蕃就会责怪朝廷不讲信用。同时，他们在原州的蔚茹川蓄养战马，布置兵锋直抵平凉原，再派骑兵一万在回中，不出三天，吐蕃兵即可直达咸阳桥头，危及长安。这时，即使在西川收复一百个维州，又有何用呢！若依李德裕之言，只能使我国丢弃诚信，有百害而无一利。这样的事就连平民百姓也做不出，更何况陛下您呢？”文宗认为僧孺言之有理，就下诏命李德裕归还维州给吐蕃，并逮捕送还悉怛等全部降唐人员给吐蕃，而吐蕃则非常残忍地在边境上斩杀了悉怛等人。李德裕由此更加恨牛僧孺。

        太和六年（公元832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荆南节度使段文昌被改命为剑南西川节度使。这时西川监军王践言入朝担任枢密使，屡次上言说：“朝廷让西川捆绑归还降将悉怛等人给吐蕃，以取悦于吐蕃，这样做不好，以后就没人敢来归降朝廷了。”文宗也感到后悔，埋怨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牛僧孺失策，依附李德裕的官员于是乘机上言说：“牛僧孺与李德裕不和，他有意不让李德裕立功。”于是文宗更加疏远牛僧孺，牛僧孺十分不安。这天，文宗亲临延英殿，对宰相说：“什么时候天下能够太平呢？你们几位是如何作这方面的打算呢？”牛僧孺回答说：“太平没有固定的标准。如今边境安宁，百姓安居，虽然算不上天下大治，但也算小康了。陛下假如还不满足，在此之外追求什么太平，那是出于臣等的能力之外了。”退朝后，他对同僚说：“皇上如此责备抱怨我们，我们何必赖着做宰相呢？”于是，接连上表请求辞职。十二月初七，文宗加封牛僧孺同平章事的头衔，到淮南去做节度使。

        自李德裕还朝后，得到文宗的赏职，有做宰相的希望。李宗闵害怕李德裕得势，就想方设法排挤诬陷李德裕，结果都没有得逞。

        太和七年（公元833年），李德裕被封为宰相入朝谢恩时，文宗与他谈起朋党之事，李德裕说现在朝中朋党占朝官三分之一，文宗也表示赞同。于是李德裕就趁机大力排挤贬斥平素与自己不和的人，因此牛党逐渐失势。李德裕提拔同党郑覃为御史大夫。六月，又把李宗闵贬为山南西道节度使。但是李德裕的专断作风也逐渐起引了文宗的不满。这时，牛党骨干依附大宦官王守澄亦乘机入相。王守澄、奸人郑注、李训平时讨厌李德裕，并知道李宗闵是德裕死敌，便向文宗力谏宗闵入朝，以抗德裕。不久，李宗闵借机回朝又任宰相，马上着手打击李党，贬李德裕为山南西道节度使。李德裕面见文宗，申诉请求留在长安，得到文宗同意，并下诏让他改任兵部尚书。李宗闵坚决不同意，说诏书都发出去了，不能随便更改，文宗只好无奈地将李德裕任命为镇海节度使，并夺去宰相之名，牛党再度得势。此时，只要有同情李德裕的马上被贬。如牛党成员王、李汉诬陷德裕阴结漳王，图谋不轨，文宗查问，宰相路隋就说了一句公道话，把牛党惹恼了，被贬为镇海节度使。而京兆尹河南贾，则因为和李德裕有一点小矛盾，又与权臣李训、郑注友善，就被拜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李训、郑注二人为大宦官王守澄推荐入朝，又博取了文宗皇帝的信任，权倾一时。他们俩把持朝政，随意贬斥自己不喜欢的人，并将他们加上党争的罪名。太和九年（公元835年），贬李宗闵为明州刺史，不久，再贬为处州长史。

        郑注、李训事败后，文宗又逐渐起用部分被郑、李逐出朝廷的两党成员，两派的骨干分子又都回到朝中，重新掀起了朋党相争的浪潮。开成二年（公元837年），李党成员陈夷行为宰相。开成三年（公元838年），牛党杨嗣复、李珏同任宰相。文宗任用两党同朝执政，本意是不偏不颇，并可兼听两派之言，怎知这导致了两党为争权而展开更激烈的斗争。正是你说对我说错，你方唱罢我登场。于是无所谓对错，皆以党派之间的爱憎为标准，如此，朝政焉能不败坏？比如说杨嗣复任宰相后，本想向皇帝推荐让李宗闵入朝为官，于是文宗临朝提议应授李宗闵一官，李党郑覃立即反对，陈夷行也起而响应，以李宗闵结朋乱政为由，让皇上不要用此小人。文宗无奈，建议给李宗闵一个州官，郑覃又说，给他一州太优待他了，让他做个州司马就不错了。牛、李两派又借此事争执不下。如此这般，每次朝中议政，不论事情大小，都要吵得一塌糊涂。宰相分为两派，导致皇帝无从听信。这种朋党争斗，文宗十分头痛，每每对人哀叹：“朋党之祸，甚于河北贼寇呀！”开成四年（公元839年），郑覃、陈夷行因直言得罪了文宗，双双罢相。开成五年（公元840年），文宗死，武宗继位。

        （3）势力此起彼伏

        武宗欣赏李德裕的才干，上台后便着手起用李党一派，并使牛党宰相杨嗣复、李珏相继罢相，牛党又一时失势。接着，武宗又诏令李德裕入朝拜相。会昌元年（公元841年）三月，陈夷行亦拜为宰相。

        武宗本为颍王，为大宦官仇士良等拥立，因此对本想拥戴安王或陈王的杨嗣复、李珏非常忌恨。如今将二人贬斥仍不解恨，又将他们再贬出朝，杨嗣复为湖南观察使，李珏为桂管观察使。不久，在仇士良的怂勇下，武宗打算干脆斩草除根。李德裕闻知此事，立即入朝力谏武宗收回成命，免二人死罪。武宗勉强答应，但又将二人再次贬官了事。

        武宗一朝，李党势力达到顶峰。而且李德裕主张加强皇权，修整军备，削平叛乱，打击佛教势力。在李德裕的主持下，武宗时政治上略见起色。

        会昌三年（公元843年），刘从谏去世。刘稹封锁信息，不为刘从谏治丧。王协替刘稹谋划说：“当年你叔父取得节度使官位，就是靠贿赂朝廷使者，不与边邻作对，却暗中做防备。如今，你不如照样行事，必可逼朝廷下诏册封你。”于是，刘稹命押牙姜向朝廷上奏，请求派宫廷中著名的医生为刘从谏治病。武宗于是派宦官解朝政携御医前来探望。刘稹又逼迫监军崔士康上奏，说刘从谏身得疾病，请求朝廷任命他的侄子刘稹为留后。武宗于是再派供奉官薛士干出使昭义，传达武宗的旨意说：“朝廷为刘从谏着想，让他去洛阳治病，并让刘从谏命刘稹到京城朝拜，朝廷必定待他不薄。”但刘稹没听。

        唐武宗召集宰相商议如何处置昭义的事宜，多数宰相认为：“回鹘之乱未平，边境兵事紧急，如今，又要征讨昭义，恐怕国家的财政难以支持。因此，请求任命刘稹暂为昭义留后。”这种建议得到了大部分人的认同。仅有宰相李德裕说：“昭义的情况跟河朔地区的魏博、成德、幽州三个割据跋扈的藩镇不同。河朔处地偏远，朝廷鞭长莫及，前朝陛下也就听之任之了。可昭义近在天子脚下，昭义的将士向来以忠义而闻名，并且曾经在贞元元年（公元785年）出兵击退幽州节度使朱滔的叛乱，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又擒拿本镇的叛将卢从史。从前，昭义节度使多由文官担任。如李抱真最初组建昭义的军队，有很大的功劳，德宗尚且不让其子继位，而是命其回归故里。后来，敬宗不理朝政，而同时宰相也鼠目寸光，因而，在节度使刘悟去世后，命他的儿子刘从谏世袭担任了节度使。刘从谏专断无理，看不起朝廷，还上表威胁说要叛乱。现在，在临死的时候，又私自让自己的侄子掌兵权，如果朝廷又沿袭过去的惯例，任命刘稹为节度使，那么，全国各地会纷纷效法。这样一来，皇上的威严和诏令也就难以在全国贯彻执行了！”武宗问：“卿有何良策可降服刘稹？”李德裕回答说：“刘稹所依赖的是河朔魏博、成德和幽州三个割据藩镇。如能瓦解其援军，则可不战而胜。假如朝廷能够派遣一位德高望重的大臣前往成德跟魏博，向两镇的节度使王元逵、何弘敬转达皇上的旨意，言明允许他们世袭而与昭义不同。并且，朝廷准备出兵讨伐昭义，但不打算派禁军攻打昭义在太行山以东的邢、、磁三州，而命成德和魏博两镇攻讨；同时向两镇许诺，攻下三州后，重重有赏。若成德和魏博听从朝廷的命令，不从旁妨碍官军的行动，那么，刘稹肯定会被官军擒获！”武宗大喜，说：“我正好和你想法一样，我一定会坚持到底。”于是，武宗决心讨伐刘稹，百官再有人上言劝阻，武宗不再听取。李德裕协助武宗运筹帷幄，选将任能，最终平定了刘稹之乱，收复了泽、潞一带，朝廷的威望一时大增。会昌元年（公元841年），一些将领想趁回鹘内乱之机攻讨回鹘，又是李德裕从大局出发，阻止了这次与回鹘的战事。

        会昌三年（公元843年）五月，李德裕奏报李宗闵曾与刘从谏交往，欲行不轨，于是贬李宗闵为湖州刺史。会昌四年（公元844年），李德裕又密奏牛僧孺对武宗贬李宗闵不满，导致牛僧孺被贬为太子少保，李宗闵也再贬为漳州刺史。当月，再贬牛为汀州刺史，李为漳州长史。十一月，再贬牛为循州长史，李宗闵长流封州，创造了罕见的一月贬官三次的纪录，由此可见两党之恨已痛入骨髓，刻骨铭心。

        会昌六年（公元846年），武宗死，宣宗继位，李德裕任冢宰。宣宗早就对李德裕的专横不满。宣宗登基之日，德裕奉册侍立一边。仪式结束后，宣宗跟左右说道：“刚才朕登基时看到李德裕就浑身不自在。”众人便知李德裕即将失势。

        四月，宣宗听政，一上台便宣布贬李德裕为荆南节度使。李氏在位日久，位重有功，谁也没想到宣宗如此大胆，于是群情惊骇。没过多久，宣宗更将李党的工部尚书薛元赏、京兆尹薛元龟贬至地方，同时起用牛党骨干白敏中为相。白敏中上台后，立即援引牛党成员，于是被贬斥的牛僧孺、崔珙、李宗闵、杨嗣复、李珏等同日北迁。其后几个月内，李德裕先后被贬为东都留守，太子少保。大中元年（公元847年）九月，前永宁尉吴汝纳为其弟吴湘喊冤，控告李绅与李德裕欺瞒武宗，枉杀吴湘。牛党又借此机会把李德裕贬到潮州做司马。大中二年（公元848年）九月，再贬德裕为崖州司户，大中三年（公元849年）十一月，李德裕死于贬所，李党势力瓦解，牛李党争方告结束。

        唐代党争，既有传统士族与庶族斗争的一面，又混入了大官僚地主阶级之间的斗争，这是它与以往的建立在世袭爵位上的斗争所不同之处。争斗中，两派都援引宦官作靠山，一旦得势，便不遗余力地排挤政敌，拉帮结派，演变成为掌权而进行的互相倾轧，并不像庶族与士族斗争时带有一定积极意义。其结果只能使固有的统治危机进一步加深。

        （4）两党之分歧

        具体地说，两派之间的确存在许多分歧。

        例如，在对待科举制的问题上，两党态度根本不同。由于科举的关系，使得许多下层地主可以掌握中央政权。这些科举出身的官僚，同期登第的称同年，考生与主考官之间称门生和座主，他们之间互相支持帮助，形成新的官僚集团，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共同排挤旧世族。而李党骨干李德裕出身公卿家庭，世代为高官达六朝，出身高贵。他自恃出身高门，瞧不起寒门子弟，因耻于与众生同试科举，就走了门荫入仕这条路子。他一贯主张朝廷显官应由公卿子弟担任，其党徒郑覃亦力倡此说，并且常引陈后主、隋炀帝等弄文亡国的例子来中伤科举制度。加上此时科举制受腐败政治的影响，屡有舞弊现象，于是李党对此更抓住不放，拼命抨击。

        在对待藩镇问题上，两党的态度也是截然不同。藩镇割据与藩镇战争是唐代后期统治阶级内部最大的纷争，两党就藩帅叛乱提出的对策也大相径庭。李德裕之父李吉甫就力主摧抑藩镇势力，因此在宪宗时唐朝曾一度统一。武宗时，李德裕力主征讨刘稹之乱，终于收复了泽、潞之地。李党这些措施是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促进历史进步的。牛党在这一问题上与李党主张恰恰相反。由于牛党一派与地方节度使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因此他们对藩镇一贯采取姑息养奸、息事宁人的态度。牛党不仅不支持讨伐藩镇，还百般阻挠。对于藩镇叛乱，牛党主张“因而抚之”，反对征讨。如太和五年（公元831年），杨志诚作乱，驱逐幽州节度使李载义，对此牛党主张维持现状，息事宁人。太和九年（公元835年），幽州军赶走杨志诚，推举史元忠为留后，牛党对此又表示承认。

        另外，在对待佛教的问题上，两派也存在明显分歧。武宗会昌年间（公元841～846年），李德裕主持在全国展开毁佛大行动。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以后，迅速发展。唐代武则天起，大肆尊佛，致使佛寺、僧尼遍天下，严重影响了封建国家的赋税收入，这早已被许多有远见的知识分子所认识，并极力主张抑制佛教发展。这次毁佛，拆毁绝大多数寺院、兰若，勒令绝大多数僧尼还俗，并收缴了天下佛像，沉重地打击了佛教势力，史称“会昌毁佛”。牛党对此不以为然。在不久后，牛党借上台之机废止了禁佛令，使佛教又一次蓬勃发展起来。

        对待宦官的问题上，两党作法又出奇的一致，都不约而同地拉拢宦官作后台。如李逢吉、李德裕、李宗闵等都是靠着宦官的关系当上宰相的。由于宦官是他们的靠山，他们也就不打击最腐朽本该清除的宦官势力，相反却为宦官弄权充当代言人。

        牛李党争是唐后期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在对待科举问题上，牛党的观点优于李党。在对待藩镇的问题，李党的主张又优于牛党。从有利于封建国家发展来看，李党在佛教上的观点也优于牛党。因此评价牛李两党之争，谁是谁非，只能就事论事，想下一个谁优于谁的结论很难。

        唐代后期，在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的政治形势影响下，政局极为混乱。党争更使统治阶级内部分裂，同时为一己之利而排除异己之风大行其道，愈发加深了唐王朝的统治危机，使得统一的大唐帝国最终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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